韩正口上说是三策，但实际可以概括如下。

　　一是分离禁军的调兵权与统兵权，左右护军中尉掌统兵权，枢密院掌调兵权，左右护军中尉与正副枢密使联名状文获准后，神策军才能调动，这样做还有限制宰相做大的作用。

　　杨复恭被杀后，宰相分掌禁军，御马监成立后，宦官掌十一营内军，如果说神策军是朝廷的卫戍部队，那御马监虎豹陷阵大正武原四营及紫微七军就是皇帝本人的牙兵。

　　在这样的局面下，为防外臣作乱，韩正建议移调兵权给枢密院，毕竟枢密使一般都是宦官担任，如此一来，御马监的宦官还会受到枢密院宦官的威胁，李晔的牙兵才会安分。

　　这一举措可以保证中央稳定，李晔赞许一笑。

　　第二策是内外相维，继续保证神策军对关中藩镇的压倒性优势，使中央常备武装足以制止关中藩镇可能发生的变乱，同时关中各镇兵马合起来也能防止京城驻军可能发生的内变。

　　第三，禁镇更戍，兵将分离。

　　无论驻防京师的禁军，还是关中藩镇的军队，都必须定期调动，朝廷在防秋政策的基础上，扩大左右神策行营的辖区，定期调动兵马使，关中藩镇必须轮流出兵卫戍京师。

　　这一措施遭到了兵部官员的激烈反对，兵部侍郎齐晋说道：“禁镇更戍固然能控军，藩帅也不能再率兵同朝廷对抗，但坏处非常明显，一旦以防秋名施禁镇更戍，那么必然会造成兵不知将将不识兵的局面，将士不会给陌生将帅卖命，对部下毫无恩威的将领也难以号令将士，田弘正如何在镇州遇害的，五位宰相陆续出镇河东又是怎么失败的？”

　　“朝廷有一个郑相公，也能有一个刘相公，但没有千万个。”

　　齐晋举了两个例子，一是唐廷移调李愬为魏博节度使，改田弘正为成德节度使，但结果是，田弘正全家被杀，李愬被迫离任，魏博和成德复叛，元和削藩的成果荡然无存。

　　二是河东大乱的故事，郑从傥出镇河东之前，河东矛盾重重，兵变频发，朝廷相继派出窦瀚、李侃、李蔚等重臣，但都难以遏制，广明元年，节度使康传圭被杀，河东军暴乱。

　　“实行禁镇更戍不但会极大降低藩军的战斗力，还不利于陛下壮志，陛下胸有神剑，志在天下，将来还要出关与中原群雄争锋，如果现在实行更戍法，无异于自毁长城。”

　　户部侍郎杜弘徽附议道：“兵不知将，将不知兵，难与关东强藩争雄，此为其一。其二，朝廷虽然收复了两川，但用度并不宽裕，如果收回关中兵马，朝廷就要再承担一笔庞大的军饷冗费。其三，朝廷不必直辖藩镇兵马，掌控刺史和兵马使一级以上的文官武将即可，一旦战事爆发，朝廷驱狼吞虎就行，当初李吉甫相公移调四十八镇节度使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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