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与利的千古之辩与我们千年的农耕文明有关，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的观念问题，而是千年以来国家整体结构的需要。

　　农耕社会必然是以农业为主体，农业成为国家的经济命脉。农民以稼穑为要务，农为本商为末，重本抑末合情合理。其次，把农民用捆在土地上是最好的统治手段，可以很大程度地减轻治理成本。再次，重农抑商会很顺利地贯彻道德标准。务农必然使人勤恳、正直，而商人是要追逐利润的。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一切缺斤少两、以次充好、坑蒙拐骗的行为都会出现，所以导民逐利是统治者治民的最下策。

　　“正是基于这三种认识，重农轻商在古代商周时期已经是统治者和上层人士的共识，四民之虽始自《管子》，但这种认识绝不会是短时期内形成的。这种认识就当时的条件而言是客观的、明智的、科的。”

　　百余人的会场里鸦雀无声，虽然台上演讲的人讲的是一些众所周知的历史常识，但谁都知道这只是一个引子，关键还是在接下来的内容。

　　“然而，我们问题就是过于崇拜祖先，动辄祖制不可违，一旦形成的观念和做法便亘古不变。如果你想变，欺师灭祖的帽子随时会扣在你脑袋上！”

　　“我们坚持了两千多年的传统义利观，一直到明清时期商业文化的兴起，才逐渐地在观念上从‘义利离’走到‘义利合’，但这只是一种进步，理论上是为商业行为张目，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全新的义利观。只有到了洋务运动以后，随着现代工业的引入，大型机械化工厂的开工，传统的家庭手工业作坊式的商业活动上升到全新的现代工业中来，这才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社会的阶级结构的比例。这才真正地有了我们商业文明的根，才从传统低浅的商业文化递升到现代高级的商业文明。

　　与传统义利观相反的两个历史阶段是明清时期的商业文化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启的改革开放时期到如今。明清时期是商人地位逐渐提高、社会作用逐渐增强，义利观由相互对立到相互协调促进的改变时期。而改革开放这个时期是对传统义利观和****时期只讲义不讲利的极端教及行为的反动。三十年过去了，也许我们还不能沉淀出一两句经典的评论，但可以做一个客观描述。

　　改革开放是对以往行为上的一种矫枉，这个过程并不是精心设计的，很多情况是无法预计的，所以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由于我们传统文化的强大，所以每一次“矫枉”都必须要“过正”，而这个矫枉过正的行为都会产生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的结果，就改革开放而言也是这样的。

　　我们没有想到，推动改革开放的政治家们也没有想到，以实用主义的消费观引领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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