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侗教授武艺,成为文武全才,并结识众小英雄;尔后又得神枪和“湛卢”宝剑,并择取非同一般的坐下马;在京师考武状元时,又枪挑小梁王,触忤权贵,如此等等,这些都为这位“身先士卒常施爱,计重生灵不为名”的国家栋梁以后建功立业作了很好的铺垫。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和文武韬略,所以在南宋王朝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他毅然应征抗金,并一再排除奸臣的陷害干扰,为国杀敌,屡建奇功。
在朝野抗战派的支持下,终于当上元帅,加之牛皋等又率太行山义军相投,声势更振,杀得金兀术胆战心寒,以至于要以自杀来遮掩惨败的羞辱。而岳飞形象至此也已达到光辉的顶点。
由于岳飞思想上存在忠君与爱国这一难以克服的深刻矛盾,当秦桧里通外合,向高宗进谗,用十二道金牌将其从快要取得最后胜利的前线召回时,他却抱着“既是朝廷圣旨,那管他权臣弄权”的愚忠观念,俯首听命,并不准王横反抗,又将长子岳云和将军张宪召来京师,以防他们激反,最后怀着对奸臣的怨愤和忠孝节义俱全的自我安慰,与岳云、张宪一起被害于风波亭上。他这种忠于最高封建道德规范的悲剧,与其轰轰烈烈的抗金斗争形成鲜明的反照,既表现了作者对“忠臣为国死含冤”的痛苦和对“奸邪误国”的愤懑,也反映了作者对愚忠的认同。
如果说,岳飞是一个为国战功赫赫而又死于愚忠的悲剧英雄,那么牛皋则是一位不仅痛恨权臣,而且敢于指责昏君的草莽英雄。作者对他那种憨直乐观而又嫉恶如仇、英勇无畏的性格的刻画,相当生动。这是作品中最富光彩的形象之一,《说岳全传》在民间的巨大影响,与这个形象是分不开的。他不像岳飞那样“糊涂”,虽然粗鲁莽撞,却正气耿耿,是非分明,对于昏君奸臣,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和强烈的反抗情绪。他没有岳飞那么多的封建教条,枪挑小梁王之后,张邦昌要斩岳飞,他就敢于挥锏打断旗杆,号召大家造反;之后,他真的聚众太行,称孤道寡,替天行道,并自号“公道大王”。圣旨来招安,他说:“太凡做了皇帝,尽是无情义的,我牛皋不受皇帝的骗,不受招安。”当钦臣以异族入侵相激时,牛皋又能深明大义,以民族利益为重,毅然下山参加岳飞的抗金队伍。
如果说,作为悲剧形象的岳飞,较多地表现了思想、伦理、道德的价值,催人泪下,那么,牛皋这一形象则较多地闪耀着性格的光辉,在悲剧的氛围里给作品增添了喜剧的色调,他既是一个李逵式的猛汉英雄,又是一个程咬金式的福将,李逵式的天真正直和程咬金式的泼辣风趣融为一炉,呈现一种严肃的滑稽,很富于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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