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4年击败德国夺取青岛之后，日本就以驻青岛的守备军换防为名，继续向青岛增兵，把青岛变成驻军山东的大本营，为日后的交涉伏下丛丛杀机。当时，日本驻在山东的兵力，有8个步兵大队，1个重炮兵大队以及骑兵、工兵、铁道兵、通讯兵等1万余人，除5个步兵大队分驻胶济铁路沿线，大部兵力驻在青岛。

　　在《二十一条》谈判之后，日本方面开始移动军队的砝码，增兵南满，在谈判桌上公开亮出军事威胁这张牌，直接用战争恫吓中国代表，声称“于数日内若无满意答复，恐生不测之事。”在日本的军事威慑之下，从3月9日的第八次谈判开始，中国代表开始全面让步，包括旅大租界、南满铁路、安奉铁路展期问题等一些条款上，完全遵从日方的要求。但谁也未曾料到，日方代表对中国的让步，非但不领情，反而变本加厉，态度变得更加蛮横，继续移动增兵这颗砝码，逼着中国一让再让。3月上旬，日本接连向旅大增兵3000人、济南增兵700人、坊子增兵500余人，包括一个马队和一个炮队。中方无力承受这些军事压力，只好在吉长铁路借款合同、南满课税抵押外债、南满东蒙筑路、南满聘用日本顾问的优先权、南满指定区域内的日本采矿权等一系列问题上再次做出重大让步。

　　暮春四月，北京已是莺飞柳长，但外交部的院落里依然是剑拔弩张。在东蒙问题上，中国代表始终咬得很紧，双方意见相持不下，终于导致4月17日中日谈判戛然中断。

　　谈判中断了10天，双方代表虽未面对面地交锋，但幕后活动在各种矛盾的夹缝中，不露声色地进行着。《二十一条》谈判中道受阻，使外相加藤的处境极为难堪，潜伏在《二十一条》背后的国内各派意见分歧和矛盾，此时一遇风吹草动便浮出水面，加藤前受军界强硬派的指责，后受元老们的牵制和非难，只得以东蒙问题上的让步来维持谈判。

　　而中国国内，要求，甚至不惜一战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尤其是西南各路军阀，最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就此时中日两国国力来看，如果爆发战争，中国必败无疑，但是日本人也未必能全身而退。只是袁世凯这时也有自己的苦衷，段祺瑞躲进西山不问政事；冯国璋羽翼已经丰满，变得桀骜不驯不服从自己的指挥；王士珍年事已高，难堪大用；大儿子袁克定的模范团只是初生之犊，就算他们敢打，袁世凯也不舍得把这些袁家军用到日本人刀下；至于蔡锷、蒋方震之辈~~袁世凯也不敢充分信任。

　　一番权衡下来，袁世凯居然发现自己堂堂一个中华民国大总统居然没人可用，着实愤懑。

　　“报告。”卫兵在门外大声说道：“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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