沅有个毛病,喜欢用“私刑”——凡是他认为罪大恶极,同时又因政治或法律上的窒碍,有可能逃脱惩罚的,他“多就地秘密处决”。毛森早就知道他这特殊爱好,曾“再三对其警诫”。
这时,毛森断定“郑下毒手”,即对他大骂:“郑沅!你捣什么鬼?这样做如何得了?”
郑沅“很悠闲”地说:“他们传染时疫病而死的嘛!关我什么事?”
毛森听了,“大骂叱责”说:“这样厉害的时疫病,你还敢在这里吗?你不要骗我,我是学警察的!我懂得法医,这明明是中毒现象!你赶快说,怎么把他们弄死的?”
这时,郑沅“慢吞吞”地说:“这班家伙,都是侵华的先锋!好不容易被我们捉到,将来被引渡回去,还不是干得更凶一点?尚留他们作什么?”
毛森“顿足叫苦”地骂道:“你为什么这样狂妄胡为?日本人正到处惹是生非,找寻借口;这事被他们知道,日军立即登陆福州。我陪你送了这条命事小,贻误国家事大!现在怎么办?”
接着,毛森令郑沅讲出“毒死犯人经过”,郑沅“拿出一碗用牛奶冲的草,有筷子粗细,切成寸寸,并说明是什么草。具什么毒性”。
毛森说:“我被气得半死。乃将郑沅关在房里”。同时,毛向特务处和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都做了汇报,但没敢讲实话,只说“据看守员报称,系染时疫死亡”。
毛森回忆说,陈仪听了,神色“颇不安”,他说:“日本总领事曾向我查询过两次,问这些人的下落;我回答他已饬属调查。”
接着,陈仪指示说:“速买大量冰块,将各尸体冻住,将来势必请中立国医生解剖检验。”
因当时正值盛夏,毛森“只好专派几人不断的买冰”。
接着,特务处回电:认为“可能是看守员被日人收买,暗中下毒,制造侵华借口,犹如藏本事件”。并告毛森:“中央已派军法官专机来闽,办理此案。”
不久,特务处的军法官赶到福州,毛森只好实话实说,经向郑沅了解情况,双方商量对策,“认为对外绝对不能稍漏风声,亦不能请中立国验尸”。
接着,毛森又找陈仪,“向陈仪报告实情,请其对日方暂仍否认拘捕这些人。”
毛森说,那些天中,“大家彷徨无策,只好等待事态发展。”
恰在此时,七七事变爆发,接着“八一三”抗战开始,中日全面开战,彼此已成敌国,无须再有任何顾忌。毛森说:“这时,我们重负顿释,把这批尸体,草草埋了;对郑沅也不再追究。”
这一番突然的变故,使郑沅不但无罪,反而有功。据毛森回忆,郑出狱后,曾“得意洋洋”地说:“我把这批侵华的先锋干掉,所以福州、厦门,很迟才沦陷。而且大家都不敢做汉奸,没有人帮助日本鬼子组织维持会。”
连勾结日本人的海盗死了,都可能造成重大的后果,更别说是直接冲进日租界的日本商行,和日本人发生枪战了。
我在这里解释这些,并不是长别人的志气,灭自家的威风,实在是当时大背景就是如此,国力孱弱,不敢给日本人轻启战端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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